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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代末，克罗地亚Pliva公司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抗菌素──阿齐霉素。1981年，Pliva公司富有远见地在全世界为阿齐霉素取得了专利权，其中包括美国。
辉瑞公司的科学家在检索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库时，偶然发现了Pliva公司的这项专利，并意识到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作为美国最大的制药商之一，辉瑞公司为Pliva公司提供了实现其抗菌素商业化的理想渠道。两家医药公司最终谈判达成了一项使用许可协议：辉瑞公司享有在全世界销售阿齐霉素的权利，并支付使用费；Pliva公司则保留使用其公司本身的商标在中欧和东欧销售这一产品的权利。两家医药公司借助这一使用许可协议，均从其商业化中受益良多。
这个案例展示了知识产权在促进科技合作和开放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马歇尔·菲尔普斯在《烧掉舰船》一书中说，“知识产权也是精美而有效的工具，能够促进不同的公司形成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初，三星电子与IBM达成一项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而在过去数十年中，IBM与三星在包括半导体、通信、视觉及移动通信、软件和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建立了专利合作关系。三星电子执行副总裁Seungho Ahn对此表示，“交叉许可协议将有助于两家公司加快创新速度，并通过向对方提供基本的技术专利支持实现业务增长。”
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开放合作，已经让不少企业从中受益，甚至成为知识产权专卖店。高通公司就是其中的翘楚，仅2011年第四季度的财报就显示，高通公司的技术授权收入高达14.44亿美元。其实，抛开高通这类精耕创新的公司不论，即使对于从事O E M的代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伟创力集团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代工企业，但对它而言，选择在哪里落户，传统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已不是首要考量，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最主要的障碍。虽然在中国低出30%的制造成本，但是客户最大的疑虑是你们如何确保我的知识产权。”伟创力集团中国区最高负责人黄荣光说。很多时候，代工企业要花费不少的精力向客户证明，自己可以有效地保护其知识产权。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企业反而利用知识产权构建起合作双方的障碍。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就差点被它以前的经销商从背后捅一刀。上海精科公司从1996年开始使用“精科”商标，但它的失误是未去注册商标。2001年成都科析公司成为上海精科公司的经销商，2002年该公司取得“精科”商标专用权。在“忍耐”了八年之久后，2010年4月成都科析公司向成都市中院起诉，要求上海精科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上海精科公司最终在诉讼反击中获得胜利，成都科析公司最后被浦东法院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
不过，有的企业却成功掠夺了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宁波一家代工企业在将其委托制造商的图纸制造出产品后，在中国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美国公司后来向法院提起诉讼，意欲夺回专利权。但终审法院的判决让美国公司的愿望落空了，虽然法院认定该外观设计的确是美国公司设计的，但判决书却无奈的表示，处理委托制造而引发的专利权属纠纷无法可依，因为中国专利法只对职务发明创造、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的权属问题作了规定。
机械的法律理解，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争议。但更容易引发争议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适用的问题，更是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很多欧美公司在中国制造的疑虑，就是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资产被不诚信的企业掠夺。